社會地位影響職場心理壓力

社會地位影響職場心理壓力，事實上，令中產階層感到焦慮的不僅僅是這些具體的生存問題，還有一種説不清道不明、但卻實實在在的不安全感，現在分享社會地位影響職場心理壓力。

社會地位影響職場心理壓力1

勞動就業問題是引發職工心理壓力的直接根源

勞動就業權是職工最重要的權利，是其實現生存權、發展權的基礎和前提。在新的就業格局中，職工就業流動日趨頻繁，就業單位變換日趨加快，帶來了職工工作不穩定問題，使他們缺乏就業安全感。

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下，一些企業逐步從勞動密集型向科技技術型轉變，從生產低端產品向中高端產品轉變，這對職工的勞動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也使他們面臨學習新技術、掌握新技能的壓力。

一些企業為了提高利潤，存在刻意壓縮人工成本的現象，這一方面導致職工工資水平低，另一方面迫使職工延長勞動時間，以獲取更多收入，使職工長期超負荷工作，身心得不到有效調整，產生過度緊張感。

由於當前經濟關係和職工隊伍發生了深刻變化，加之調整勞動就業的法律和政策不夠健全，行政監督、羣眾監督、社會監督存在薄弱環節，使職工公平就業、平等締約等合法權益不夠落實。

勞動關係是企業內部的基本關係，是關係企業發展和職工自身發展的主要因素。由於當前地方經濟發展對資本需求強勁，強化了資本在勞動關係中的主體地位，資本在勞動關係的確立、運行過程中始終佔據着主導地位，發揮着主導作用。

一些企業經營者為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忽視勞動法規政策和企業的社會責任，忽視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主力軍作用，忽視職工為企業發展創造的價值，把職工當作廉價勞動力。

一些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法律意識淡薄，管理手段陳舊，廠規取代法規，片面強調企業的權利及利益，忽視職工的合法權益，出現了損害職工權益的現象。

一些職工勞動技能單一、自主就業能力弱、就業領域狹窄，難以適應勞動關係契約化、複雜化的新形勢，對勞動關係中出現的矛盾缺乏正常的排解渠道，使勞動關係矛盾內化為心理壓力，並逐步累加，使少數職工出現較為嚴重的心理問題。

民生問題是引發職工心理壓力的現實根源

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，廣大職工享受到了改革發展的成果，也面臨深層的矛盾和問題。收入分配是職工經濟利益的核心，直接影響職工家庭生活和社會公平，而一些非公企業職工卻面臨低工資低收入、工資增長明顯落後經濟增長速度等突出問題。

關愛職工的身體健康，維護職工的生命安全，關係職工最根本的利益，而一些企業存在生產環境惡劣、職業危害嚴重、超時勞動嚴重等突出問題。社會保障關係職工的基本生活，而非公企業存在着普通職工參保率低、農民工參保難接續難等突出問題。

醫療保障體制和醫療服務機構改革，使職工看病就醫走向社會化，而一些非公企業職工未參加基本社會醫療保險，面臨着醫療費用高、職工看病難、看病貴等社會問題。一些地方政府忽視住房的保障屬性，使普通職工望房興歎。這些矛盾和問題，一方面對職工的生產、生活帶來影響，另一方面使他們產生了複雜的思想心態和心理壓力。

非公有制企業多數分佈在城市，其職工多數為農民工，他們面臨低經濟收入、低生活水平、健康隱患多、醫療負擔重、低保障甚至無保障、教育與住房負擔重等現實問題，這是造成他們心理失衡、壓力過大的重要因素。選擇在城市就業或定居，就意味着承受城市生活背後的高生活成本、重生活負擔。

他們在城市就業或生活中被邊緣化的.地位，使他們難以融入城市主流社會。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，使非公企業職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產生了巨大心理落差。一些職工感覺到，城市的繁華如此之近，卻又如此遙遠;心中的理想一次又一次謀劃，卻在現實中一次又一次幻滅。

社會地位是引發職工心理壓力的深層根源

我國正處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時期，原有社會利益格局被調整，加之各種思潮激盪，使部分職工思想受到負面影響，產生了一些失落心態、悲觀心態。一些企業存在弱化職工主人翁地位、忽視職工主人翁權利、損害職工主人翁利益的傾向，使部分職工感受到被剝奪的心理感受。

一些投資者與經營者不注重企業與職工共建，不注重資產權益與勞方利益共享，拉大了與職工羣眾的心理距離，使部分職工產生了牴觸、甚至對立情緒。一些職工由於在經濟和社會上處於弱勢地位，遇到了一些自身難以解決的實際困難，對未來生活缺乏信心，缺乏職業自豪感。

情感困惑是引發新生代職工心理壓力的重要根源

企業生產是流水線，管理是程序化，機器是職工的紐帶，程序是層級的連接，職工被機器帶着走，被程序所控制，這是機器化大生產中職工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。一些非公企業職工反映，每天上班就像機器人一樣機械運轉，車間-食堂-宿舍，每天三點一線的生活模式，在工作中重複簡單的機械動作。

一些職工反映，基層管理人員對待職工態度簡單粗暴，缺乏人格尊重，使本來就枯燥無聊的工作愈發增加了壓力和無奈。管理模式缺乏人文關懷，使少數職工對企業缺乏歸宿感。

據湖北省總工會抽樣調查，非公有制企業的非婚職工佔1/4，一線職工中非婚職工更多。這些職工處於情感需求旺盛期，特別是新生代職工遠離家鄉，遠離親人、同學和朋友，希望在新環境中找到工作和生活中的朋友，更希望找到家庭的伴侶。一些職工反映，下班後沒有朋友，沒有夥伴，沒有職工之間學習、活動、交流、溝通的平台，精神缺乏依靠，業餘生活貧乏。

在一些企業，由於工種不同，男女性別分佈相對集中，一些生產線上基本見不到異性，使男女之間難以找到相處、交流的機會。由於新生代職工年齡較小，心智尚未發育成熟，在戀愛方面隨意性大，有的在戀愛婚姻生活中遇到矛盾和問題無法正確面對和解決。

一些新生代職工正處於心理波動大、調控能力差的時期，也缺乏良師益友，一旦出現心理問題或者發展到心理疾患，同事和夥伴基本上沒有能力幫助其解開心結，而企業的簡單粗暴管理又加強了他們的心理壓力。

社會地位影響職場心理壓力2

“中產”受到的衝擊大

現代快報：現在關於“中產階層”的討論比較熱，而圍繞中國到底有沒有“中產”，專家間的觀點也形成了“PK”。您怎麼看這個問題？

孫羣義：關於“中產”，我國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官方説法。中等收入是有的，但是沒有資產概念。而就中等收入而言，任何國家都會有。假如按照歐美“中產”那種相對有一定含金量的標準的話，我們的比重明顯小了。

現代快報：不少被稱為“中產”者，陷入了一種焦慮當中，有的白領擔心一朝失業後就會陷入貧困狀況。這種焦慮心態反映出一種社會心理上的不安。

孫羣義：這種焦慮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是非常正常的，美國也有這樣的情況，比如説有的人因為失業而陷入貧困。“中產”要求有一個穩定的職業和收入，失業會帶來很大的影響。當然，我們的住房問題對“中產”的影響更大一些，其他國家這種影響沒那麼大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國家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。

現代快報：有人認為，“中產”不僅有經濟考量標準，也有其他的考量標準。

孫羣義：的確，我們的社會結構、形態，還是處於變革和發展之中，還不太穩定，社會成員受到的衝擊比較大，不確定因素比較多，對個體來説，有可能變好，也有可能變壞。

現代快報：還有人認為，“中產”起碼要不為基本生活所累，為就業等一些基本的東西而焦慮，説明他們就不算“中產”，這話有道理嗎？

孫羣義：這種説法是有道理的，剛才説了，“中產”要求有一個穩定的'職業和收入，如果職業不穩定，那麼對於這個階層來説，也就只能是一個不穩定的“中產”。

中產階層不可能有8.17億人

現代快報：8月，亞洲開發銀行稱，中國中產階層達8.17億人，該報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，是每天消費2-20美元的人羣。

孫羣義：我不太贊成這個説法，每天消費2美元合人民幣才多少錢，明顯標準低。

現代快報：現在很多專家都強調“擴中”，對這個問題您怎麼看？

孫羣義：按照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大趨向來説，就意味着要求有一定比例的“中產”存在，這才能叫市場經濟追求的目標。我們的措施還是“提低、擴中、限高”，形成“中間大、兩頭小”的目標，建立一個比例比較大的中等收入社會階層。